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面对人口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我国逐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从中央多部委到全国多个省份，从修订相关政策法规到出台各项生育支持措施、再到地方实践，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正在逐步构建。

全文刊发于《遵义》杂志2025年9月下半月刊（点击此处阅读）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据人民日报报道，2025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每孩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直至其年满3周岁。据新华社报道，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并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这一方案是近年来生育支持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旨在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增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方案的出台，是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进入转型期，人民论坛报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年末总人口为14.1175亿人，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也是连续第三年出生率低于1%。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原因。2017年至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已连续六年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处于较低水平，当年中国出生人口仅占全球总出生人口的7.2%。国际上通常将总和生育率1.5视为“高度敏感警戒线”，低于这一水平即存在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

人口趋势的深刻变化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我国中央以及各地政府及时修改政策，积极应对问题，据解放日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954万人，同比增加52万人，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例如长三角地区，出生率均较2023年有所回升：浙江上升0.37个千分点，出生率为6.2‰；上海出生率从4‰升至4.8‰；江苏出生率为5‰。这些变化表明，在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已经出现回暖迹象，为逆转低生育趋势提供了积极信号。

人民论坛报道表示，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所幸的是，中央已高度重视这一拐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也强调，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可以说，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框架已呼之欲出。当前正是关键窗口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更有效的举措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当下，人口结构变化与生育问题备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表示，迄今为止，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发展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总和生育率（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逐步下降，进而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相继经历减速、停滞和转负的不同阶段，在这个阶段变化过程中，人口结构呈现出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特征。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少子化，是人口转变的主要表现和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发展呈现新特征的基础性原因。

生育率偏低并非能一言蔽之：年轻人在高昂的育儿成本与职场压力下对生育问题顾虑重重；没人带娃的困境也成为不少家庭生育路上的“拦路虎”；婚育观念日益多元化，传统生育观念对年轻人的影响力减弱……这些都是影响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因素。

据上观新闻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总结，当前生育意愿低的群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想生”，即生育内驱力不足。部分年轻夫妻将孩子视为一种高成本、低效用的“耐用消费品”，因此选择不生或少生；第二类是“不能生”，约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0%；第三类则是“想生不敢生”，比例最大。这部分群体的顾虑主要源于经济压力，认为“养不起”是首要原因，同时还包括就业风险高、生育机会成本大、养育照料缺乏、住房紧张等多重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也表示，一些女性“不想生”，与观念转变密切相关。她们认为生育是权利而非义务，生孩子并非人生的必选项；另一些女性则属于“不敢生”，顾虑主要集中在生养孩子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现实中，生育可能会对女性的工作与晋升造成影响，部分企业在招聘时也会考量女性年龄及婚育状况。对年轻夫妻而言，再生二胎不仅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压力，也可能导致职业发展受限。此外，在医学方面，还有女性担心生育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只要在适龄阶段顺利妊娠和分娩，就无需对健康风险过度担忧。研究发现，女性在生育后卵巢癌的发病率反而有所降低。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张娣芳则指出，胎儿疾病防控对提高出生率和优生率具有直接作用。她建议，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同时，应建立更为完善的出生缺陷防控体系。具体而言，可以对胎儿开展精准的产前筛查与诊断，强化产前随访，并在宫内、产时及产后实施针对性的干预和治疗。同时，应将“可防可治性”出生缺陷与致死致残类出生缺陷疾病加以区分，在提升出生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优生率。

低生育率若长期持续，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劳动力供给趋紧，经济活力减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8.65亿人，占比仅61.3%，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行业“招工难”问题凸显。其次，“少子”与“多老”并存加重养老压力。2022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已近2.8亿人，同时，部分地区学校出现“空置”，高等教育也面临生源下降问题。与此同时，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还将引发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与育幼功能削弱等社会问题。持续的低生育率会成为制约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风险，需要未雨绸缪，通过系统性政策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佳雨整理报道（综合自新华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解放日报等）

编辑: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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