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2015年6月、2021年2月两次亲临贵州视察工作，并提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等重要指示要求，为研究遵义会议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提供了重要遵循。遵义会议对于全党全社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成长规律和共产党人人格品质等等，极具研究价值，是政治学、政党学、史学多个学科研究必然关注的内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更好地研判时代方位、把握历史主动、汲取精神力量。

一、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论述中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对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论述，为我们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论述，把握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更好地科学认识、全面把握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重要遵循。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特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多次作出了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6月16日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强调，“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2016年10月21日出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2021年2月5日视察贵州时再次强调，“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遵义会议的特殊历史地位，昭示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百年党史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非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我们党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强调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强调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提供了根本指针。

（三）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宝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强调遵义会议前，我们党还不成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强调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等。这些重要论述要求，为充分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遵义会议留下坚定信念、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团结统一、党内民主、自我革命等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二、站在党史视域探析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关键“章节”，其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历史意义非同寻常，被浓墨重彩地写入了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周恩来曾指出:“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革命实践的正确选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一）从战略层面解决了中国革命“往哪走”的问题。广昌战役失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随后在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后，遭受巨大损失。如此危急的处境下，如何谋求生存、转移到何处，成了中央红军激烈争论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长征出发时，原定目的地是湘西，目的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依托湘鄂川黔根据地创建新苏区。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受周恩来邀请列席了会议，并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的转兵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人赞同与支持，从而使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迈出了正确的一步。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毛泽东根据当时红军自身实际以及敌情变化的客观实际情况，遵循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必须放弃原定的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西入贵州、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应采取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其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被采纳和执行。随后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中央红军攻占瓮安猴场后，于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坚持下，会议再次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命令红军立即渡江，进占遵义，再次把握了战略主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就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问题，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是非问题，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战略策略，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二）从政治层面解决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错误统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问题，他在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不断发展，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以及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日益增长。从通道会议开始否定“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动摇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到黎平会议否定博古、李德所坚持的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再到猴场会议实际上取消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直至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式开启了摆脱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逐渐被全党所接受和运用，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步走向了成熟。

（三）从思想层面解决了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达到团结统一的问题。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事实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够好，党内出现了家长制、惩办主义和宗派主义压制的错误，存在着过火斗争和只重组织处理的倾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大批同志受到了错误处理，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但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各主要根据地（除陕甘以外）的丢失以及红军遭遇的极大牺牲，党和红军内很多同志从思想上逐渐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性，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日益剧增，特别是渡过湘江后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党内多数同志逐渐觉悟，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以及党内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遵义会议坚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处理党内矛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搞过火斗争，更不“一棍子打死”，不搞个人人身攻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理念，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据理斗争、以理服人、就事论事、顾全大局，集中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通过讲道理、讲事实，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转变思想，汲取经验教训，使其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党内分裂的危险，实现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性转折，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四）从组织层面解决了领导机构重组和优化调整的问题。中央红军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教训和湘江战役重大损失后，从通道转兵到猴场会议这一路走来，逐步脱离了险境，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有了新认识，“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结合自己领导红军作战和革命实践，先后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包围城市”等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但这些正确观点却被那些当时从国外留洋回来的人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面对当时红军遭遇的严重损失和濒临绝境的现实情况，积极团结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而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先后为前敌政治委员、新“三人团”核心成员，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得到了很好贯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从此走上了胜利的新道路。

（五）从实践层面解决了党独立自主修正错误、形成领导集体的问题。1963年9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谈到：“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邓小平在评价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22年7月，我们党在二大上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并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指导。1928年7月通过的六大党章正式把我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正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影响，致使在遵义会议前的历届党中央都听命于共产国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所确定的路线方针、领导成员任命更换等都得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始终无法形成一个权威稳定、独立自主、成熟统一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更谈不上一个具有坚强权威、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核心。但伴随着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实践，经过十多年大浪淘沙、去伪存真的磨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了解中国国情、注重从实际出发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实践能力、群众威望的领导逐步成长起来，成为了成功召开遵义会议的骨干力量。遵义会议一举改变了以前由共产国际指导、“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领导的方式，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人选，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后来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彰显遵义会议的时代价值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伟大事件。回顾遵义会议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当前，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不断汲取遵义会议历史智慧和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论述，忠诚践行“两个维护”。面对“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风险挑战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廓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正本清源，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正是在这样一个推进历史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遵义会议，并对遵义会议作了有关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要求，为充分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对深入认识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的历史形成、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需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准确领会其中的丰富内涵、思想价值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认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认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不断从遵义会议历史中坚定忠诚核心、捍卫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的信念，确保始终把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作为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品格。

（二）深刻把握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有关遵义会议的评价，衷心拥护“两个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在遵义会议召开10年、46年、86年后，中国共产党先后于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虽然通过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脉相承，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历史贡献、历史价值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在这样的深刻历史根源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个确立”，真正实现了党的奋斗历史逻辑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现实逻辑相统一，是党奋斗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是党在新时代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是应对前进道路上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是时代、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从遵义会议中领会“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把握“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认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不断增强衷心拥护“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充分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深刻领悟“两个结合”。充分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又是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科学概括提炼为“十个坚持”。这“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整体，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接续奋斗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既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深刻总结，又是“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行动指南。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政治智慧、思想智慧，是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反映。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党和红军推到濒临覆灭的境地。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正是这样的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从此走向坦途。也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和基础上，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对“第一个结合”的创新发展，使“两个结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有机的统一体，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内涵。在奋进新征程上，需要更加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好与“十个坚持”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准确理解好与“两个结合”的历史联系和创新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四）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汲取奋进力量。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见，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实现伟大转折时期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大力弘扬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需要深刻把握遵义会议精神所彰显出来的党建实践、时代特征、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的价值追求，准确理解遵义会议精神所蕴含的担负民族独立与复兴强大的初心使命，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精神所塑造的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基因密码，更好地用遵义会议精神烛照新时代的奋进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走好新的赶考路，需要坚定信念，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加强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党性锻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科学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审：庞璇

二审：吕欣

三审：邹杰 朱音

总值班：云彬 毕明